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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层青年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研究
发表日期:2012-11-11 作者: 编辑: 出处:

内容提要

卖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极其普遍的,而作为卖淫主体的女性性工作者的分布也是极其广泛的,其绝对数量是相当大的。本次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暗中访谈的方法,深入到山西、河北女性性工作者工作生存的场所,对于中下层青年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整体的调查和研究,获得了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首先对了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描绘和解释女性性工作者现在的生存状态的,其次进行了山西、河北两地的对比;再次将得到的资料与上世纪学者们的研究进行对比,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

[关键词]   女性性工作者  生存状态  心理状态  亚文化

一、研究背景

卖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着极其悠长的历史,有学者认为,卖淫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丑恶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整治,卖淫就是其中之一,在强有力的措施的配合下,短时间内就使这种在旧中国屡禁不止,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和侮辱妇女人格的社会痼疾绝迹[1],性工作者(意同妓女)作为一个群体也在我国消失。1964年,中国向世界宣布:“我国已基本消灭了性病。”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卖淫在我国再次出现,并且呈迅速蔓延的趋势,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在短时间内又有了较大的增长与发展。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1年,累计查处62万人次。到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1993年是24.6万人次。[2]有关专家估计,被查出的仅占真正从事卖淫嫖娼人员的1/10,而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经过推算后认为,“查处率”比1/10更小,有可能是5%,甚至可能只是2.5%。如此说来,我国的性工作者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其绝对数量是相当大的。而伴随着性工作者而出现的诸如艾滋病的蔓延、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生存权利的保护等问题,更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因此,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加大了对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与女性性工作者相关的可供研究和分析的资料多种多样,总的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的各种研究;(2)新闻记者对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各种报道;(3)反映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各种影视作品、文艺作品;(4)与女性性工作者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而学者们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又可以分成以下几种:(1)从史学的角度所进行的娼妓史方面的研究;(2)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关于艾滋病的防治、心理状态方面的研究;(3)从法学、伦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关于罪行的判定、执法、性工作者权利的保护、道德等方面的研究;(4)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从业的原因、群体的构成、生存状态、群体的流动等方面的研究;(5)从思想政治教育学、政策学的角度进行的关于防治对策、教育转化等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卖淫呈现出群体的低龄化、群体的复杂化、卖淫形式的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在低龄化方面,出现了小学生自愿或被迫卖淫的情况,这种现象的社会危害性是极大的,因此学者们加大了对这方面的研究。而学者们关注的另一卖淫群体则是大学生群体,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理应有较高的道德操守,但是大学生却出现道德水准下滑甚至沦落为性工作者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社会的重视。对于新近出现的“援助交际”行为,也有学者开始进行关注和研究。

二、以往研究综述

如上所述,目前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所涉及的方面、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对所有这些研究进行整体的论述是很困难也是不必须的,以下主要结合我们的研究主题,即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深入珠江三角洲的B镇,中南腹地某工业城市旁边的开发区,湘黔交界处的某个私人开采的小金矿,对这三地的地下“红灯区”进行调查,1998年,他又三次来到B镇和它所属的S区,以“入住式”对地下“红灯区”进行了总计46天的考察[3],相继写出了《存在与荒谬》、《生存与体验》等书,在这些书中,潘教授极其详细的描述了女性性工作者的一般生存状态,老板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管理、性工作者与客人之间的关系、性工作者与鸡头的关系、性工作者从业的原因、性工作者的社会支持系统、性工作者的职业化、性工作者从业的风险等,对比了不同地区性产业的发展,并说明了研究的方法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提纲,这对我们了解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和进行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借鉴。

心理状态是在外界条件、环境的影响下与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之下形成的,既是对生存状态的反应又是生存状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对女性性工作者心理状态、负性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焦虑和抑郁两个方面。张蔚、曲洪芳等对83例卖淫女作SCL—90测评,并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存在抑郁和焦虑的心理障碍。邓伟军、卢和琨等对江门市城区暗娼焦虑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江门市城区暗娼广泛存在焦虑,且其发生同自身私处疾病状态有关。卢自祥、黄高贵等对有固定性伴女性性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有固定性伴女性性工作者对固定性伴隐瞒性服务工作,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普通人群,与有固定性伴的打工女性相当。刘继亮对上海第一收教所的卖淫女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卖淫女性的人格具有一些独特特征:她们的性格较为外向;行事时显露出外控的特点;情绪稳定性与常人有着明显的差异,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人格特征受早期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大。

艾滋病的蔓延,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今的女性性工作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目前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课题。庄孔韶教授主持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及其社会态度”、“艾滋病预防与控制政策倡导与应对策略研究”等研究项目,其成果包括《回声——中国艾滋病防治及其社会态度》、《女性性工作者性病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实践》等,对艾滋病的防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向德平等的《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比较研究》,主张加强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提高她们的生存质量,从而更好地防治艾滋病。还有的学者从加强同伴教育、在女性性工作者群体中普及性知识、推广安全套的使用等方面论述了对艾滋病的防治。

“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这是著名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每周1—2次发现“小姐”被杀的新闻,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数十名最底层“小姐”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被强奸的经历。吕途、欧桂生等对100例卖淫女被杀案的法医学检验分析显示卖淫女被杀案的发案时间集中,发案场所类型固定,被害人特征突出,子宫检验对确定被害人身份及死因有重要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赵军在其著作《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对以性工作者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进行了犯罪学、刑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

经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和综述,笔者发现国内目前对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整体来说,笔者觉得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的学科领域比较全面并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特点。除了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进行研究之外,学者还从其他学科领域对女性性工作者群体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二、研究的贴近性、深入性与重点性。回顾以往的研究,笔者发现学者们对于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研究大都能够从女性性工作者那里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研究贴近、深入女性性工作者的最真实的状态,得出的结论基本上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概貌。随着艾滋病的蔓延和暴力问题的凸显,学者们加大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使得研究在具有全面性的同时又呈现出重点性的特点。

三、研究的价值中立与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任何的研究,都必须保持价值的中立。然而,不论是对于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的研究还是对于暴力问题的研究,都表达着研究者们对女性性工作者群体权利保护的呼吁,通过文献,笔者也能够体会到研究者们渗透在研究中的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笔者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不足,正是我们今后的研究需要弥补、改进与突破的地方。

一、称呼不统一,有影响的文献、著作较陈旧。如前所述,对于女性性工作者,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在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另外,在找到的相关的资料当中,很多有影响的和重要文献以及著作大都是上世纪的,较新的文献及著作当中有影响力的不太多,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有影响的研究。

二、研究对女性性工作者没有进行层次的区分. 众所周知,女性性工作者是有着不同的层次的,这一点,在以往的文献和著作当中有所介绍和提及,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对所研究的女性性工作者进行层次的区分,所得出的结论可能适用于整个群体的某一个层次,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层次,比如说暴力问题,中下层女性性工作者可能面临更多的暴力问题,而对于那些在豪华场所工作的高级女性性工作者来说,暴力问题可能很少发生在她们的身上。因此,在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研究时,必须明确所研究群体的不同层次,这样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三、研究方法多以公开的访谈和调查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大多数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心理、生存方面的资料,都是研究者通过公开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的。有的是研究者亲自在“红灯区”获得的,有的则是在妇女教养所获得的,但是基本上都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获得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通过自然的观察获得的。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公开获得的资料的可靠性问题,其中必然有一些不是女性性工作者原始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和读者去甄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导致女性性工作者对她们经历的一种“强加”的理解,使得原本并没有的某种意思生发出来。因此,一种融入她们生活的自然观察和暗中访问对于了解她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也是更深入的研究女性性工作者应该把握、采用的一种方式。

三、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目前,国际上对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群体的通称是女性性工作者(women/female sex worker),“性工作者”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由西方的一个人权组织首先提出。他们认为提供性服务也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也应该有他们的工作权利。[4]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女性性工作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第四届亚太地区反对艾滋病国际大会上印度的艾滋病项目防治负责人P.Krishnamarthy在他的研究中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界定为“在最近三个月中,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全职或兼职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妇女。”[5]我国的王金玲研究员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禁娼”政策,娼妓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因此在我国“女性性工作者”的称呼是不恰当的,更适合称为“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潘绥铭教授在他的《存在与荒谬》、《生存与体验》等著作中统一将这一群体称为“小姐”,但是“小姐”一词在中国大陆更普遍地被认为是对年轻女子的一种礼节性的称呼[6]。我国古代有娼妓的说法,“娼”、“妓”名称,汉代以来曰“倡”,曰“伎”,曰“女倡”,“女伎”,“御妓”。唐朝以后,名目更多:校书、歌妓、婊等,娼妓二字可包括无疑。[7]1998年出版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采用了妓女的说法,对妓女的界定为:为了获得金钱或值钱物品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又称“娼”、“娼妓”。所提供的性服务主要是性交行为,但是还包括多种以非性交方式提供的性服务。[8]

在法律上,法律并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界定,而是对其行为方式“卖淫”、“嫖娼”等进行了界定。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认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2001年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废止了前一批复,该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

总的来看,虽然关于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群体的称呼和界定多种多样,但是就目前来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这一群体权利的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艾滋病的蔓延所导致的卖淫问题的国际化。笔者认为,更适宜采用目前国际通用的不带任何道德偏见的称呼,即女性性工作者。对于其定义,笔者主要采纳以下说法,即女性性工作者是为了获得金钱或值钱物品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所提供的性服务主要是性交行为,但是还包括多种以非性交方式提供的性服务。

四、女性性工作者的层次区分

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在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内部也是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区分的。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女性性工作者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依据从业待遇、活动场所、被消费价格、生活状况等,把女性性工作者划分为7个等级:

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她们虽然表面上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她们是计时收费的,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务,只不过她们计算时间所用的单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长,往往是按月收钱。

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叫做“包娼”或者“包嫖”)。她们虽然也按服务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固定的“包身费”,但是她们往往并不长时间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间或者一段业务活动时间内被“包下来”。

第三层是活跃于“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坐台”(仅仅当场陪伴)为基础,以此“保底”,然后再力争“出台”(跟嫖客出去)。出台后,她们所提供的往往是“包夜”(陪睡)多于“打炮”(性交合一次就完事)。

第四层是“叮咚小姐”。她们自己租房间,相对固定地住在一个宾馆里,通过电话拉客。如果客人有意向,她们就会“叮咚”地按一下门铃,进来当场成交。她们的服务,往往是“打炮”多于“包夜”。

第五层是“发廊妹”或者“按摩女”。她们以洗头、按摩或者“洗脚”为名,在各种发廊、桑拿浴或者“洗脚屋”之类的地方营业,往往是“当场解决”。

第六层是“街女”或者“街妹”。她们往往在宾馆门前、电影院或者其他娱乐场所的大门外拉客,然后在别的地方“打炮”。

第七层是“下工棚”或者“住工棚”的女人。她们主要与外来的民工交易,是卖淫女里的“贫下中农”,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找一口饭吃。

由此分析,“二奶”、“包婆”两个群体基本上属于女性性工作者群体中的上层,而其他五个层次的群体则属于女性性工作者群体的中下层。

五、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

目前来看,女性性工作者在我国的分布,无论是从地域、形式层次上来说还是从年龄、场所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广泛的,因此要想从整体上对这一群体进行实证研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层次群体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保障研究的深入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的一个必须。从年龄方面来说,低龄的卖淫群体和年龄较大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整个性工作者群体中只占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本次研究着重对青年(注:青年是人生年龄分期中的一个阶段,即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其下限为性成熟;上限为社会成熟,主要是指年龄在15至35岁之间的个体。)女性性工作者进行研究;从层次方面来说,“二奶”和“包婆”群体在整个性工作者群体中也只占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容易接近,因此,本次研究将着重针对中下层的女性性工作者。由此,概括起来,就是本次研究将着重研究中下层青年女性性工作者。

六、具体研究内容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以往文献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分析多以客观的外部描述为主,而对于她们的身份认同、主观建构等主观方面的分析则不够。因而对于外部生存与内部心理、建构之间的互动、相互影响的论述非常欠缺。本次研究旨在融合外部生存状态、内部心理与主观建构两方面并对这两方面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进而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卖淫群体的亚文化进行揭示。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图所示:

生 存

状 态

外 部生 存

内 部心 理

交 互作 用

心理、行为、重大事件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卖淫群体亚文化

从业原因;

各种重大事件、经历;

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

身份认同和主观建构;

心理问题或疾病;


七、研究过程与方法

区别于以往的在劳教所获得资料,或者以公开的身份在“红灯区”进行调研与考察,本次研究将采用自然观察和暗中访谈的方式进行。即研究者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服务生的身份进入“红灯区”或者相关场所,然后通过与性工作者的交谈和自己的观察来收集相关的资料。

由于所采用的方法的限制,决定了此次调查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不能够找到相关场所并且顺利进入,此次研究就有可能进行不下去。在经过分析之后,研究者决定在山西、河北、江西三地进行调研,一方面是由于此三地分别为研究者的家乡,可能易于进入;另一方面是因为此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所收集到的资料有一定的可比性,能够进行相关的比较分析。

前期准备阶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根据研究内容,拟定了涵盖研究内容所有方面的访谈的和观察提纲。

具体实施阶段:研究者分别到山西、河北、江西三地寻找相关场所进行调研,在山西、河北两地找到了有中下层青年女性性工作者工作的场所,均为KTV,经过努力之后,顺利进入相关场所进行调研,并最终完成了调研;而在江西,研究者在经过努力之后,仍然不能够顺利进入相关场所,因此不得不最终放弃在江西的调研。因此,此次调研最终得到的资料为山西、河北两地的资料。另外,由于此次调研的特殊性,所得到的资料一方面存在着零散、不全面的特点,另一方面所获得的资料并不局限于之前的研究设计,得到了一些设计之外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阶段:由于调查的特殊性,所得到的资料一部分是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记录下来的,一部分是保存在研究者脑海中的。在调查结束之后,研究者根据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回忆,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并把资料转化成电子版录入了电脑中,之后借助NVIVO等相关软件进行了分析。

八、数据资料统计

山西调研基本资料

性工作者A

90后

性工作者B

94年生

性工作者C

94年生

性工作者D

90年左右生

性工作者E

90后

性工作者F

不详(估计22岁左右)

性工作者G

30岁左右

性工作者H

不详(估计30岁左右)

性工作者I

90后

性工作者J

90后

服务生K

90年生

前服务生L

92年生

鸡头M

不详(估计27岁左右)

河北调研基本资料

性工作者飞儿

21岁

性工作者小花

29岁

性工作者小红

35岁

性工作者小丽

23岁

性工作者小美

30岁

性工作者小杨

23岁

性工作者小张

19岁

九、资料分析与结论

(一)内部心理状态

1.心理变化

在研究观察中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变化过程,即入行前的反抗期、入行初的挣扎期、入行久后的稳定期。但也存在一些女性性工作者没有经历前两个阶段,即从入行初的心理状态就很稳定了,此类的女性性工作者一般是自己主动找到相关场所直接入行的。

(1)入行前的反抗期

在这一阶段,女性性工作者一般是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对她们的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改变了她们的婚姻观、价值观,使得她们的心理极其的不稳定,呈现出对命运的不满和反抗,但又无法摆脱命运的控制。最后,不得不进入了性服务这一行。

“和社会上一发小姘居,后来发小又有新欢,他妈的什么感情,狗屁”(性工作者小杨)

“女儿刚一满月,丈夫就远走去了广州。快一岁的时候,女儿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给丈夫打电话,丈夫说什么都不回家,去求公婆,公婆也不怎么在乎。”(性工作者小花,交谈中不断流泪)

“我中学毕业就没有再上了,那会儿家里出了很多事,爸爸受了伤,妈妈又病倒了。”(性工作者飞儿)

由上述材料可知,女性性工作者在入行之前的生活一般都有一些重大的经历或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她们的内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入行之前,她们的内心产生了一些悲观的情绪。

(2)入行初的挣扎期或转变期

初入这一行,她们中有些会对进入这个行业有一些挣扎,不愿意承认自己进入了这个行业,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呈现出一些抵抗的情绪,或在工作中感到非常痛苦;但也有些会很顺利、很快地就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没有任何的反抗或痛苦,而且还会觉得挺快乐的。

“我的初夜只得了几百块钱,现在都忘了到底是几百块钱了,后来就开始上班(从事性交易)了。才上班的时候,每天坐了台我都要痛哭一场。”(性工作者者飞儿)

“其实刚开始准备走出这一步时还是挺难受的,但最后还是同意这家伙的条件,人嘛,生存最重要。”(性工作者者小丽)

“后来转到一个正规的理发店开始拜师学理发,多次受到客人的性骚扰,开始觉得特别受不了,于是就反抗。”(性工作者小张 )

显然,这几位受访者在入行初期内心存在着一些挣扎,即对这项职业并不认同,并且想过要摆脱这项职业,但是迫于各种压力最终只能无奈地继续从事性服务的职业。

“为钱呗,在一姐妹开的洗脚房挣了第一份皮肉钱。我们那地方就这干这事的火,其实我也挺传统的,自家门口干这事还是觉得有点那个,这不就来这了,这更好赚钱。”(性工作者者小红)

与前几位受访者不同,这位受访者在入行初期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心理障碍,很快地就认同了这项职业,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期。

(3)入行久后的稳定期

在这一时期,她们一般几乎完全认同了这项职业,心理的波动较小,即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后来好些了,老板他们都劝我,反正不是处女了,做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可以赚钱帮助家里,我自己慢慢也习惯了。”(性工作者者飞儿)

“事后哭了一场,看透了男人,就外出打工来北京了,现在无所谓了。”(性工作者小杨)

由上可以看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她们对自己的职业也认同了,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不会在因为自己的从事这项职业有思想障碍,至少从表面上能够接受并融入到了工作中,并且在对待嫖客的态度上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即不再做任何反抗,而是顺从了嫖客的要求。

“无所谓,男人嘛,就那么回事。给钱就行。”(性工作者小美)

“无所谓,没意见,给钱就干呗。”(性工作者小杨)

2.身份认同和主观建构

研究中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认同存在两种情况,有的女性性工作者的身份认同过程是:拒绝认同、逐步认同,自我建构。而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她们的工作场所以及她们之前的生活经历,这两方面的力量让她们形成了自己的职业认同,看上去完成了自己对“性工作者”的身份建构。但是在她们的内心中,却向往着和普通的女性一样,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

(1)拒绝认同

与上述心理状态中的入行初期的反抗期相似,她们一般在入行初期所表现出的对进入这一行的反抗或者是工作时表现出的不配合以及工作后的痛苦心情,都是她们拒绝认同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在访谈中,在问及这一时期的问题时,她们表现一些的痛苦情绪,

“后来在同村一个女孩儿的介绍下,来到了这儿,开始了自己的性工作的生活。”(性工作者小花,交谈中不断流泪)

(2)逐步认同

随着工作时间的流逝,通过与老板、嫖客互动,她们逐渐形成了对这项职业的认同,即在工作中没有较大的思想负担。

“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她在交谈中连续说了两次),而且还有小费。”(性工作者小张)

“习惯了这种生活,现在也不完全是钱的事,瞎混呗。”(性工作者小丽)

(3)自我建构

在形成自己是职业认同之后,她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又逐渐对这一行的新的自我建构。虽然在受访者中很多都是因为迫于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而不得不继续从事这一职业。

“你大哥身体也不怎么好,我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总得活呀;现在的学费贼贵。”(性工作者小红 )

“自己家境不好,因为钱,也曾找过正经活干过,但来钱太慢又太少。为养家生活,先干几天试几天。”(性工作者小美 )

她们难以从事其他工作,而为了基本的经济来源,不得不从事了这项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形成了自己对自己工作的新的认识,而不仅仅只是如外界认为她们长期从事性服务只是因为金钱。

“习惯了这种生活,现在也不完全是钱的事,瞎混呗。”(性工作者小丽)

如这位受访者,她在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不仅仅只是为了钱,可能是因为瞎混。这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生活目标,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而只能现在安于现状。对于没有未来生活具体规划或目标的她来说,安于现状也许是寻找内心依靠或者安全感的最好办法。

但是当问及她们以后的打算时,她们的回答和其他的普通女性一样,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或者离开这项工作以从事一个正常的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多次说出“没意思,无聊”、“好没意思”之类的话,表现出对于小姐生活的一部分厌倦的感受。”(观察记录)

“爱情不打折”(性工作者A )

“再干几年,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就回老家所在的县城,买一套房子享受人生,能够嫁人就嫁人,嫁不了人就独居一辈子算了。”(性工作者小张)

“再干一个月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打算去学电脑或者学理发。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以前在家的时候太小,而来这儿的男人不能要。我想找一个好的男朋友。”(性工作者飞儿)

由此可以看出,她们在内心深处一直想和平常人一样生活。虽然可能不会想再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家庭,但至少,她们希望摆脱现在的这种工作。也就是说明,她们可能是表明上认同了这项工作,但是从本质上,她们还是排斥、拒绝认同这项工作的,这也许是她们也顺从了社会对于这个职业的看法和道德观念的结果。

3.心理问题或疾病

(1)心理创伤

一般而言,由于经历某种重大的事件,在她们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创伤,使得她们对男人、生活感到失望,并在进入性服务的工作之后一直存在这样的观念。

“有次去迪厅玩,结果被这帮孙子在酒里放了催情粉,硬是被他们三个给轮了。事后哭了一场,看透了男人,就外出打工来北京了,现在无所谓了。”(性工作者小杨)

“不相信什么感情,那是骗人的鬼话。当初那家伙也答应等我毕业后和老婆离婚娶我,结果呢,我还没毕业他又看上另一个比我小的女人,把我给甩了。”(性工作者小丽)

(2)生理问题所导致的心理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从事性服务的工作时间长了,提供服务的次数多了,由此而导致的一些生理上的疾病。这对于她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伤害,还会对正常工作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收入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

“上个月我生病了,不只是我,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得了。一个刚好了,另一个又得了。治病花了我几千块钱,好在现在已经差不多好了。”(性工作者飞儿)

由此可以看出,生理上的疾病对于她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且这项职业较容易患性病,并且有可能感染致命的艾滋病。在对艾滋病的预防方面,她们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在跟她们的交谈中发现,她们虽然也知道性交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渠道,但不是每一次都能使用到预防措施。在使用预防措施方面,她们不能完全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嫖客。

“刚接客时不用,主要是不知道到那儿买,后来有客人自己带着并教过怎么用,也就慢慢地用了。再后来接客次数多了,见着的多了也就慢慢地用起来了。有时碰见熟人如果对方不想用也就不用了。”(性工作者小丽)

“我们是想用套,可是好多客人不用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注意采取一些措施了,比如检查、清洗。”(性工作者飞儿)

由此可知,对于艾滋病和怀孕的防范措施并不能较好地得以实施。而在这方面,她们很难自己独立做主,主要是和嫖客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她们一般处于劣势。如果嫖客不满意,她们的防范的措施根本就无法进行。

(二)外部生存状态

1.从业原因

(1)经济困难型

从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困难、工作收入低、金钱缺乏,是促使许多女性卖淫的直接动因,[9]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调查中发现,因为自身的经济问题而从事这项职业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即因为自己的经济困难而不得不从事这项职业。

“农村人,种地不挣钱,穷,当时儿子得病住院要400多押金,没办法,找地方上一有钱的人借钱时对方提出性要求,没办法就答应了对方”(性工作者小花)

“自己就是为了钱,我已经挣了许多。”(性工作者小红)

“你大哥身体也不怎么好,我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总得活呀;现在的学费贼贵。”(性工作者小红)

“家境不好,因为钱,也曾找过正经活干过,但来钱太慢又太少。”(性工作者小丽)

“自己家境不好,和哥嫂关系一般,又得养家生活,为了钱。”(性工作者小杨)

“之前有过男朋友,为了男朋友借了4、5千,被男朋友骗了,无法还钱,于是被迫当了小姐”(性工作者D)

由此可以看出,她们因为在生活中经济来源难以保障,首先可能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自己的丈夫身体不好,不能工作;其次,因为突然家庭里出了变故(孩子突然生病等),而现在的钱又来得比较慢,急需用钱的情况下而又没有及时的经济来源,而这项职业的钱来得很快,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2)感情受挫型

在这种原因之下,主要又分为因为恋爱失败和婚姻失败两种原因。她们中有些是因为遭到了男友的抛弃而对男人失望,选择了自暴自弃,堕入这项职业;有些是因为遭到了丈夫的抛弃,或者是受到了丈夫的虐待,堕入到了这一行。

“老公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傍过大款的事,一下子两人的关系就瞎了,但他又不想离婚,家里没有温暖,只好在社会上混了。”(性工作者小丽)

这些紧张性事件通常给当事人沉重打击,影响了她们的生存条件,更重要的是导致了精神上的诸多创伤,间接地促使了女性卖淫行为的发生。[10]由此可知,她们在感情受到重大打击之后,从根本上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产生了怀疑,几乎全面否定了男女的感情,认为所有男人都是一样都是靠不住的,而只能靠自己,但是自己缺乏职业技能,加上又难以忍受劳累,只能从事了这一行业。

(3)无奈被迫型

在这种原因之下,她们刚开始从没想过进入到这一行,可能只是在这里的或别的场所从事简单的服务工作。而在工作之中,因为受到了性侵犯,加上老板的威胁或诱骗,她们不得不从事了这一行。

“春节过后,我和父母到保定的劳务市场找工作,正好碰到了XX卡拉OK厅的老板在那儿招工,当时说是餐厅招服务生,每个月600块钱。我就答应和他们走。我要回家取衣服,由于家就在附近,爸爸妈妈就把那些招工的老板请到我们家去玩,还告知了那些老板怎么打电话和他们联系。我来了没几天,就让他们逼着跟一个男人过夜了。当时那里刚开业,小姐很少,为了让我早点上班,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不干,他们就告诉我爸妈,说我已经做小姐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做了。”(性工作者飞儿)

显然,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她认为自己被逼得无路可退,而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自己是在从事这一行业,只能服从老板的威胁,进入到了这一行。而往往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们在进入这项工作初期会经历比较大的反抗和工作中的痛苦。

(4)主动进入型

已有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的性工作者而言,今天的性工作者享受到的自主性增强了许多[11]。研究中也发现存在一些主动进入这一行业的,但是在她们进入这一行之前,也存在一些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导致她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剧变。

“受访者小A做小姐之前在酒店打工,后来因向老板打了某员工的小报告,被强暴,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报警时,回答说‘有用吗?’后自己主动来干这个的,知道自己的朋友有干这个的。”(观察记录)

“后来在同村一个女孩儿的介绍下,来到了这儿,开始了自己的性工作的生活。”(性工作者小花)

她们并不是因为被迫的原因,而是主动选择了这项职业,也许是在重大创伤性事件之后,让她们开始对世界感到悲观,对所有人都感到失望,最后选择这项职业只是一种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失望的方式。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进入了这一行。

2.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

在社会关系中,她们主要是一方面要处理好与自己家人的关系(主要是父母,也有的还包括孩子),另一方她们需要处理与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如老板、服务生、嫖客等。对这些关系的较好处理将会对她们在工作时有所帮助。

(1)与家人关系

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她们与家人的关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有些是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而自己又向家里寄钱;而也有些的家人是知道自己在从事这项工作,而家人也没有对此有较大的反对,甚至是支持她从事这一行。

“来这儿这么久了,我一直没敢让父母知道,怕他们受不了。每次打电话回家,我都说自己在餐厅工作,工作得很好。(性工作者飞儿)”

“现在我是以打工名义外出的,如果家人知道自己从事这活,肯定反对。”(性工作者小杨)

“没告诉家人,肯定反对。”(性工作者小美)

“这事哪能让公婆知道,女儿更不可能让知道的,你大哥没事,他知道。”(性工作者小红 )

可见,她们一般都不愿意让长辈和晚辈知道自己在干这一行,但是对于自己的丈夫却能毫不隐瞒,可能是因为他丈夫本身也是嫖客或者其他原因,因此对她的工作能够理解,或者他们之间的感情本身就不好,对对方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十分在意。

(2)与老板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一般而言,高档场所老板管理较为严格,对她们的控制力较强,低档场所的老板管理就相对松散,而中档场所的老板的管理就介于两者之间。[12]本次调查的场所偏于中档场所,但是老板与她们的关系与已有研究存在一些差别。

老板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们的保护伞,是她们与嫖客之间的保护层。在遇到比较难缠的嫖客,老板一般会维护她们的利益。也许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出于对她们的考虑,只是为了让她们更好地更长久地在这里工作。

“对于有的喝酒喝多的或者不太好对付的客人,老板会说没小姐,不让陪他们,促使他们换地方或者把影响降到最低”(观察记录)

“后来是老板替她说话了,不仅要到了小费,还要他给她赔偿1000元。”(性工作者阿红)

但是,老板并不总是站在她们这一边,老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像资本家一样“压榨”她们,也就是说她们与老板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冲突的一面。

“我确实遇到过无赖的客人,完事后不给钱的。不给钱你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啊,他给了老板台费,老板才不管他给不给小费呢,给老板说,老板还认为你没有本事,连小费都要不来。”(性工作者飞儿)

由此可见,老板与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老板与她们的关系的模式主要还是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两者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着互相的交换。

(3)与服务生的关系

服务生是指场所中一般的服务生,负责普通的咨询、卫生等服务工作。她们与服务生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能与服务生相处较好,至少能在她们的生活中提供一些便利,比如等待嫖客时的聊天等;另外在联系嫖客时,他们也会起到一些作用。

(4)与嫖客关系

嫖客是她们工作的直接对象,一般而言,嫖客对她们的性服务的费用是给她们的老板,有时候也会给她们一些小费。在与嫖客的关系处理中,她们发挥了自己的智慧,这对她们的利益也是一种较好的保障。

“笔者与她交谈时,在玩手机,通过QQ拉老顾客,她发消息,但是顾客不回复。”(观察记录)

“主动与客人拉关系,给客人介绍小姐,但是介绍时是充满智慧的,并不是单纯的全盘拖出,而是有选择的介绍,根据客人的胃口,指出小姐的优缺点,从而使自己获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人的需求:如:还有几个小姐,但是他们年龄还小,不成熟,你们可以看看,但是不一定会喜欢(其前提为客人喜欢相对成熟点的),此智慧的运用有一定的风险性。”(观察记录)

“小姐陪唱时,客人玩色子不管输赢都让小姐喝酒,小姐不干了。”(观察记录)

她们与嫖客之间的关系既有友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冲突的一面。比如在遇到无理嫖客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矛盾性,而如果遇到的是“常客”,则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友好。但是,从整体上看,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更多的还是嫖客,而不是她们。

(5)与“同事”的关系

一般而言,她们与同事之间是相互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工作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工作规范”。

“有时候顾客要提前预约,而不能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乱来,小姐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能抢别的小姐的饭碗。”(观察记录)

但是她们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或冲突,特别是在关于接客时会产生一定矛盾。

“有一次发生了争吵,不是小姐与客人吵起来了,而是陪酒小姐自己相互之间吵起来了,这反映出小姐之间的矛盾冲突。”(观察记录)

(三)交互作用

1.心理、行为、重大事件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能否一直持续从事卖淫这个行业,与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二者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而二者的互动最终会影响到她们的生存状态,并反映在她们的行为和选择之中。

一般来说,在进入性服务行业之前,她们大体上都有过被强暴、被抛弃等一些与性或者情爱相关的不美好重大事件、经历,或者是因为生活所迫,但是要最终进入这个行业,仍旧会与不美好的情爱经历相关联,这些经历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影响。然而整体来看,对于她们来说,都是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对她们的观念、心理等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进入性服务行业之后,一些重大的事件、经历(如遭嫖客虐待)、感染性病等也会对她们的心理、行为接着产生影响,如果她们在这个行业中所经历的更多的是愉快事件,则她们倾向于选择留在这个行业,如果在她们的从业过程中发生的更多的是不愉快的经历或者经历过性虐待等重大事件,则她们倾向于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更让她们对爱情、世界等感到失望,或者在抗争无效之后,她们最终放弃了自己,更加地沉沦下去。整体来看,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如下图所示:

重大经历:

被 强 暴、性 侵 等

心理:

对男人失望,对生活悲观等

行为:

进入性服务行业

经历:与客人、同事关系和睦,收入可观等

经历:

遭虐待,感染性病等

心理:

感 觉 愉 快 等

心理:

感 到 苦 恼 等

行为:

接着从事该工作

行为:

最终另谋出路等

心理、行为:

放弃抗争,沉沦等


个案:性工作者H,H原本从事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在集体宿舍中被一男性强暴,后去南方从事过一些其他的工作,辛苦之余,却没挣到多少钱,在看到从事性工作能够挣钱之后,做了性工作者,之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嫁给了一个当地人,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后来丈夫知道了她的这段经历,夫妻关系变得不太和谐,经常发生一些争吵甚至被打,于是走向了离婚,之后,又重新做回了性工作者。

从这个个案中,笔者能发现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女性性工作者来说,除了她们的一些创伤性的经历之外,我们这个社会的宽容度以及她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对于她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卖淫群体亚文化

从整体上看,性工作者所在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以及环境中成员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卖淫群体亚文化。文化的创造者是这个环境中的所有成员,而性工作者无疑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离开了性工作者,这个环境、文化中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在独特的卖淫群体亚文化中,物质方面,典型的有酒、卡拉OK、床、安全套等;成员方面,有鸡头、女性性工作者、服务生、嫖客等;现实关系方面,有老板与女性性工作者的关系、女性性工作者与嫖客的关系、老板与嫖客的关系、女性性工作者与服务生的关系等。

在这个独特的文化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虽然女性性工作者在这个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她们却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她们也是弱势群体,她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和嫖客,她们和老板的雇佣关系并不是和普通的企业中雇主和工人之间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而她们与嫖客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普通的服务业中客人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相对平等。也许只有服务生与她们的关系才算是比较平等的。

在已有研究中,在卖淫亚文化中,卖淫是自食其力的活动,与农民耕田,工人做工一样。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亚文化进而削弱了卖淫人员与社会的联系,使卖淫人员成为远离社会的边缘人。即使不再从事卖淫活动之后,也无法获得正常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参与能力。[13]

正如已有研究,就这一文化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作为一种整体上仍旧不合法、不合道德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为社会所不容,受到人们的鄙夷和排斥的,因此,为了生存,这个以女性性工作者为核心的文化群体便不得不团结起来,尤其是那些社会关系和支持系统薄弱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求助于社会无望的情况下,她们只能更多的从群体内部寻求帮助,群体成员的行为也会深深地感染了她们,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卖淫群体亚文化的形成;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虽然性工作者在表面上认同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她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这个这种生活和身份,认同只是被迫的或暂时的,在内心深处和合适的时候,她们依旧会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和这个群体。所以,整体来看,这种文化对群体成员的同化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与这种文化的不合道德与法律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东西。

十、对比

(一)横向地域对比(山西、河北)

整体来看,调查者所调查的山西、河北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所选择的调查场所,即两所KTV从规模、档次方面来说,也基本上相近,因此可以进行两地的对比分析,以探讨不同地区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存在的一些异同。经过对资料的对比分析,笔者发现两地女性性工作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从业原因和与老板的关系方面,而其他方面的差异不大,情形详见上文论述,下面仅就从业原因和与老板的关系两点进行论述。

1.从业原因

在两地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她们从业的原因有较大的差别。河北某地的女性性工作者的从业原因更多的是经济困难型的,即她们从事这项职业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或者是因为突然急需钱用,而不得不从事了这项职业。

“农村人,种地不挣钱,穷,当时儿子得病住院要400多押金,没办法,找地方上一有钱的人借钱时对方提出性要求,没办法就答应了对方”(性工作者小花)

“自己就是为了钱,我已经挣了许多。”(性工作者小红)

而山西某地的女性性工作者更多地表现为情感受挫型,即因为男友或丈夫的抛弃而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打击,对男人感到失望,而自己主动从事这项职业。

“初二到高一谈过恋爱,当时,对男朋友说“在结婚之前不要动我(意为不要发生性关系)”,后来,男朋友接着读书,而自己不读书了,男朋友的母亲对自己有些不满,于是自己与男朋友提出分手,男朋友很直接、痛快的、迅速的答应了。“后来便“自己主动来干这个的”。(性工作者A)

这种差别可能与笔者所做调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或者是跟受访者本身的家庭经济条件或特殊的经历有关,两地的差异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

2.与老板关系

在从业原因方面,河北某地女性性工作者整体呈现出的是被迫无奈,而山西某地女性性工作者则呈现的是顺从主动型的,即山西某地的女性性工作者比河北某地的女性性工作者更快地接受了自己的职业。而这一现象也会影响到她们各自与老板的关系。

研究发现,山西的老板与她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友好,即老板在出现纠纷时会更多地与考虑她们的利益,而且还给她们较大的自由,对她们的人身限制较少。

“对于有的喝酒喝多的或者不太好对付的客人,老板会说没小姐,不让陪他们,促使他们换地方或者把影响降到最低。”(观察资料)

“当问及她对歌厅的感受时,她说老板对她很好,‘在这也挺有意思的’”(性工作者A)

相对于山西,河北某地的老板对于女性性工作者的限制较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更多的不和谐因素。而且老板对于她们的剥削更加严重,比如有时候不会按时发工资,有时候甚至无缘无故克扣工资。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对她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我们这儿,台费是两个小时50块钱,老板得35,我们只能得15。并且这15块钱的台费还不按时给我们。老板现在还扣着我几千块钱台费,来这儿一年了,就拿了两个月台费,其余的全被老板扣着。如果你来做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台费就全部归老板所有。老板让我们站在大街上去拉客,不去的话,一次就罚款50块。”(性工作者飞儿)

(二)纵向历史对比

本次调查,由于受所调查场所的限制,只能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正是由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才最终呈现出了共性,因此,由于上文已经对本次调查研究的整体结果进行了论述,下面仅就暴力问题和艾滋病问题、鸡头问题与以往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的一些不同进行一番对比。

1.暴力和艾滋病问题

笔者从得到的资料中发现,与研究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调查相比,现在的暴力问题有所减轻。即使存在一些比较难缠的嫖客,老板大都也会为保护她们的权益而与嫖客交涉。这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这样的结果可能与我们所选取的调查场所有关,我们所调查的是山西和河北某地的偏于中档的KTV,暴力问题相对比较少发生,而更可能发生在路边店等低档场所。

在艾滋病的预防措施方面,性工作者的意识也有所提高,笔者所调查对象中的大部分都知道预防艾滋病的措施,可以带上安全套。但是这也是和嫖客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因为有时候嫖客是不愿意带安全套的,这也是性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刚接客时不用,主要是不知道到那儿买,后来有客人自己带着并教过怎么用,也就慢慢地用了。再后来接客次数多了,见着的多了也就慢慢地用起来了。有时碰见熟人如果对方不想用也就不用了。”(性工作者小美)

“我们是想用套,可是好多客人不用我们也没有办法。”(性工作者飞儿)

“所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客人不戴套;二是选台陪唱时客人乱摸。”(性工作者A)

2.鸡头问题

在学者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调查中,鸡头相对是普遍存在的。而在笔者本次调研中,鸡头在她们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她们中有的是主动进入这一行的,或者是听说有朋友在干这一行,便随着朋友一起进入了这项职业。在山西的调查中仅发现一个鸡头,并且鸡头对于性工作者的控制、剥削非常弱,更多的起着一种保护性工作者的作用。

“原来在饭店打工,没谈过恋爱,是朋友介绍来这里工作的”(性工作者C)

鸡头H是四个女性性工作者的“上司”,教她们一些拉客人的方法,平时跟她们一块生活,关系比较和睦,对于她们的剥削、压迫较少。(观察记录)

十一、研究不足与讨论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进行过研究,但是多是公开的研究,而此次研究采取的是暗中调查的方式,所获得的资料更具直观性和真实性,且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显著的特性就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次调研所发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函数和产物。

由于女性性工作者本身的特殊性(隐蔽性、复杂性、敏感性),本次研究选取的仅仅只是社会中从业的女性性工作者,而没有包括被抓获或者已离开的女性性工作者。因此,样本显得较为单一,她们仅仅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此外,样本的特殊性也造成了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将本研究的结论推而广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本次研究所集中关注的主要是中下层青年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身份认同、主观建构以及卖淫群体亚文化等问题,由于研究面比较宽泛,也存在着研究分析不深入的问题。另外,对于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卖淫的合法化、艾滋病的防治、援交女等热点问题本研究则没有涉及,这些虽与本研究的主题不甚相关,但是却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这也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参考文献

1.《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2.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3.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

5.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6.姚慧清:《刑法文化视角下底层性工作者的人权之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1期。

7.袁慧:《对卖淫现象的探析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8.向德平,吴丹:《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有偿供血人群、MSM人群及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

9.步德胜:《当代女大学生中卖淫现象的分析与对策》,载《中国性科学》2007年第3期。

10.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载《Women of China(中文海外版)》2002年第2期。

11.张蔚,曲洪芳,张震,李国海:《83例卖淫女SCL_90测试结果分析》,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年第2期。

12.卢自祥,黄高贵,杨振宇,何梅,杨艳晖,张俊,何跃飞:《有固定性伴女性性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载《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1年第2期。

13.崔明:《把行为干预和性病诊疗服务有机结合起来降低危害——昆明市对女性性工作者(CSW)的综合干预》,载《卫生软科学》2006年第1期。

14.吕途,欧桂生,成建定,骞润宇,金洪年,成明,马雁兵:《100例卖淫女被杀案的法医学检验分析》,载《中国法医学杂志》2011年第3期。

15.赵然,方晓义,李晓铭:《心理社会因素对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行为的影响》,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年第4期。

16.董光,童明德,向能强,江晓英,肖峰:《社会因素对女性性工作者行为的影响分析》,载《中国性科学》2005年第4期。

17.冷毓:《对187个卖淫嫖宿者的剖析》,载《社会》1989年第2期。

18.石毕凡:《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及其规范意涵——以“卖淫女示众事件”为例》,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19.陈肇国:《论卖淫的成因》,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94年第6期。

20.李良玉:《当前妓女问题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1.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2.胡晓云,覃世龙,陈新,徐夏娟,戴馨,王备,甘甜:《湖北省女性性工作者社会网络支持状况研究》,载《医学与社会》2011年第2期。

23.张百庆:《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娼妓问题》,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24.王金玲:《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的命名》,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25.邓伟军,卢和琨,黄澍杰,谭雪玲,许玉兰:《江门市城区暗娼焦虑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载《华南预防医学》2009年第3期。

26.陈晓舒,胡苏敏:《赵军:生命权无疑高过“社会风化”——“小姐”屡屡遭侵害背后的思考》,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3期。

27.张超:《民国娼妓问题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

28.谢旖隽:《当前我国卖淫女群体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

29.刘颖:《女性性服务者流动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

30.刘继亮:《卖淫女性人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

31.楼青:《女性性服务工作者负性情绪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

32.张红艳,韩跃红:《艾滋病防控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探讨——从生命伦理学视角驳卖淫合法化》,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3.王刚,王元新:《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4.张振声:《卖淫妇女的心理原因》,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2期。

35.王锴:《论卖淫嫖娼的认定》,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校报》2006年第1期。

36.孟庆超:《论民国时期的娼妓管理》,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5年第6期。

37.P.Krishnamurthy,Vijayasrinivason,B.Charles,LakshuiBai:《印度女性性工作者对HIV_AIDS的了解及安全性行为》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1]王刚,王元新:《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载《Women of China(中文海外版)》2002年第2期。

[4]姚慧清:《刑法文化视角下底层性工作者的人权之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1期。

[5]P.Krishnamurthy,Vijayasrinivason,B.Charles,LakshuiBai:《印度女性性工作者对HIV_AIDS的了解及安全性行为》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6]王金玲:《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的命名》,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7]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重刊本,第1——5页,转引自 张超:《民国娼妓问题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

[8] 《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9]刘继亮:《卖淫女性人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

[10]刘继亮:《卖淫女性人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

[11]谢旖隽:《当前我国卖淫群体研究》,武汉大学,2004。

[12] 刘颖:《女性性服务者流动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

[13]袁慧:《对卖淫现象的探析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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