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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著学社第一期——优秀毕业论文(一)
发表日期:2013-06-26 作者: 编辑: 出处:

【内容提要】 校园暴力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好学生”参与或者制造校园暴力的现象也日渐凸显,不得不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对某市某所初级中学几位老师和学生的访谈,初步探究出“好学生”校园暴力具有执行形式的群体性、参与方式的煽动性、参与理由的“正当性”、事件影响的非负面性四个特点;同时从过度角色化的角度分析了此类校园暴力的原因:“好学生”角色的压抑性和单一性、特权性和吸引力分别作为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动力,共同构成了“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动力系统。

【关键字】 好学生  校园暴力  过度角色化  社会化  角色标签

一、导言

当今校园暴力事件正在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人们提及这一问题通常涉及的是那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问题少年”以及他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问题行为,但近些年媒体关于校园暴力的报道中,“好学生”作为校园暴力施暴者的恶性事件日渐凸显,以下是笔者在网络上摘抄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2006年9月12日,湖北天门育贤外国语学校高三(6)班班主任刘老师在男生宿舍查寝时,被本班学生徐某用匕首捅死。行凶者并非“后进生”,相反却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在高三(6)班墙上贴着的成绩单显示,徐某的成绩一直是前两名。[①]

案例二:2000年12月28日,高仓市一高中生高某在行窃时被发现,将一打工女子杀害。据悉,高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读于重点学校,学习成绩不错,多次为班级、学校赢得荣誉,还曾被同学评为“优秀团员”。但是,他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有小偷小摸行为,初中一年级时就有敲诈他人钱财行为,高中阶段单独或与他人盗窃作案10多起。[②]

如此事件绝非偶然,昔日的“好学生”不知在何时变成了校园暴力的主角,聚众斗殴、勒索钱物等事件中时常能寻到他们的影子。而对于所谓的“好学生”参与暴力事件及其内在逻辑,人们往往缺乏预想和相应的认识。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探究这些“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的特点,并从过度角色化的视角去分析这些暴力事件的深层原因,希望以此能够加深人们对校园暴力的了解和关注,适时反思我们所追求的教育价值与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探求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校园暴力事件的策略,让校园上空不再阴霾重重,让青春花季不再成为明媚的忧伤。

二、研究的相关说明

(一)概念的界定

1.什么是“好学生”

“好学生”通常是指那些成绩好、纪律好的学生。近些年有研究者从社会角色的类别来归纳“孩子”的概念,认为“孩子”在家庭、亲子关系中泛指孩子角色及其角色承担者。作为这一角色承担者,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年龄,但是其中显然以儿童和年轻人最引人注目。不过“孩子”并非是儿童和年轻人所担当的唯一社会角色,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会赋予他们不同的角色,“学生”就是“孩子”在学校中的学生角色及其角色承担者。而如果将“学生”放到社会角色的意义上来评价,所谓“好学生”的条件应该就是,能够呼应家庭、学校,父母、老师的角色期待,完成其角色使命,并严格遵循角色规范。[③]具体说来,“好学生”应该成绩好、品德好、乖巧听话、不惹事生非,在各个方面都是周围同学的学习榜样。[④]

2.什么是“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实际上是个综合性问题,它涵盖了多个学科的内容。因此,目前国际上尚未给它作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而言,在国外提到的校园暴力,通常使用的术语是“胁迫”,是D·奥尔沃斯(1993年)提出的。“当一名学生反复地、长时间地受到其他学生的反对时,就是受到了胁迫,”但这一定义未能包含所有的校园暴力行为(例如教师对学生的暴力或者侵犯行为)。[⑤]

国内学者给校园暴力所下的定义与国外有较大差别,但也尚未形成统一。有研究者认为,“校园暴力,顾名思义是指发生在校园及其附近的以学校教师或学生为施暴对象的恃强凌弱的暴力行为”,[⑥]也有研究者认为,“校园暴力,应当是指在学校实施正常管理、教育职能期间,发生于校园内部及其周边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非学校人员对学校师生所实施的暴力行为”,[⑦]还有研究者在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校园暴力是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或者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上学、放学路上发生的,运用躯体的力量,主观上故意,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身体权、健康权或生命权,行为主体和相对人至少有一方是在校学生的行为”。[⑧]可见对于何谓校园暴力,国内学术界仍然是争议颇大。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更倾向于将校园暴力定义为在校学生之间、社会人员与学生之间在校园及其周边发生的暴力行为或犯罪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中,“好学生”校园暴力并没有全部上升为犯罪行为,大多数仍然是“打架”、“群殴”等暴力行为,而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也全部为上述具有暴力行为的特征的“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

(二)调查概况

本次研究采用个案访谈法,一方面试图通过访谈明确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是怎样的、他们对“好学生”有什么样的期许、在实践中又是怎么做的,他们所经历的“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事件的始末、处理结果如何、在同学中影响如何、对“好学生”自身影响又如何,这些老师对于“好学生”暴力事件是怎样看待的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学生的访谈,了解这些“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事件前因后果、他们在事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事件被处理的结果怎样、又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现在他们对这些事情是怎样看待的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对老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的调查了解探究“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的特点及原因。

被访问者编号

性别

教龄(年)

目前所教授科目

1

21

语文

2

14

语文

3

20

物理

4

10

历史

5

8

政治

笔者通过深入校园走访、与学校政教等相关部门沟通,在某市某所初级中学选取了五位老师、五位学生进行访谈。所选取的五位老师均有担任班主任的工作经验,在其从教生涯中都有本班“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事件的情况发生(被访谈老师基本情况见表2.1);而所选取的几位学生均为老师同学公认的“好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校园暴力事件(被访谈学生基本情况见表2.2)。

 

表:2.1

表:2.2

 


编号

年级

参与类型

参与暴力事件的方式及持续时间

1

初中三年级

打群架

策划组织、动手执行,参与过两次以上,身处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暴力群体中

2

初中二年级

打群架

策划组织、动手执行,参与过两次以上,身处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暴力群体中

3

初中二年级

打群架

动手执行,只随众参与过一次

4

初中三年级

打群架

动手执行,只随众参与过一次

5

初中二年级

打群架

策划组织,只参与过一次

三、“好学生”校园暴力特点分析

通过调查了解一些“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始末,与大量普通校园暴力事件进行对比,笔者发现除攻击性、短暂性等校园暴力的共同特点外,“好学生”校园暴力还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正当”性和非负面性等四个鲜明特点。

(一)执行形式的群体性

“单挑”和“群殴”是校园暴力形式的两种常态,参与者往往追求一种形式平等,试图凭借自身条件(大与小、强与弱)而非人数(多与少、众与寡)的优势取得“胜利”。相比之下,“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的形式比较单一,通常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性特征,即参与聚众斗殴事件,“一哄而上”,“一拍即散”,很少出现“一对一”的情况。同时,这些“好学生”在执行暴力方面(动手参与环节)大多情况下处于从属地位,随众趁乱进行暴力行为,本身并不充当“先行者”。

(二)参与方式的煽动性

 

表:2.2

“好学生”虽然并不充当校园暴力的“执行前锋”,但是他们在暴力事件中往往具有“参谋长”的身份和作用,负责策划和组织整个事件。“好学生”多数处在学校和家庭双重宠爱的环境中,在同学之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因此,不管是“好学生”自己被“欺负”,还是与其相关的人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都有能力云集起一批人,组织策划暴力事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三)参与理由的“正当”性

通常校园暴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大多都被贴上“不正当”的标签。但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亦或是“好学生”自身,都认为“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当性”。一些老师和同学认为,参与校园暴力的“好学生”“富有正义感”,“有保护同学的意识”,因此在同学“被欺负”的时候,“好学生”挺身而出也是“必然”,或者认为他们是“从维护班集体、同学的利益出发”,具有“集体化”的特点。在访谈中一些参与过校园暴力的“好学生”纷纷表示,他们参与暴力事件,往往是“为了维护集体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自己班”,是“见义勇为”的表现,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

(四)事件影响的非负面性

一般性的校园暴力事件通常具有负面的影响,不但施暴者大多数会受到学校老师的严肃处理,严重的会给予严厉处分,而且在广大同学中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但对于“好学生”来说,即使参加了校园暴力,结果对他们也没太坏的影响,他们还是“好学生”,这是“好学生”标签的作用。在访谈中老师们告诉笔者,对于“好学生”打架,学校一般以批评教育为主,通常不会给予严厉的处分,即使给予处分,也是学校老师出于形式公平(相对于“坏学生”犯错而言)和威慑教育的考虑,一段时间之后经学生申请学校相关部门自会撤销处分,不会给这些学生升学评优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在访谈中几位参加过校园暴力的“好学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悔意,他们认为,自己参加暴力事件“并没有什么大错”,是“见义勇为”或“为了集体、他人利益”,而且这些暴力事件在同学中非但没有造成恶劣影响,反而增加了“好学生”在同学中的威信。对于学校的处分他们“不以为然”或者“感到委屈”。

四、“好学生”校园暴力事件原因分析

缘何这些昔日众人眼中的“好学生”“乖孩子”变成了今日的暴力主角?由于这些“好学生”的标签作用,使得大家在解读“好学生”校园暴力原因的时候会有正当性的分析。所以,应当把目光转到“好学生”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标定过程中来分析。是什么标定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好学生”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样一个角色标签,对他们参与暴力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因此,笔者试图从社会层面入手,通过对这些“好学生”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方面的考察,探寻“好学生”制造校园暴力事件的深层原因。

(一)“社会化”与“角色化”

所谓“社会化”, 是指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学习过程,大致包括文化的内化、人格的发展以及角色的学习。应该说,它的主要指向是人的需要,即个人进入社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个人心理发展的需要。而其中“角色化”的主要指向,则是社会的。社会角色所包涵的,主要是社会的期待及其制度的规定。角色化与社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角色化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就是,社会化的目标旨在形成完整的自我,而角色化却以角色的学习、模仿、认同等作为其唯一内涵。[⑨]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社会角色学习的问题,但是角色化是以社会需要为唯一定向的,它更多的是指向社会,而不是个人,它强调的是个人对某种社会角色所赋予的社会规范的遵从和对社会期待的满足。

学校教育要不断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但是目前中国的教育通常过于注重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始终处在家长、老师、社会的期待和角色预设之中,这些外在的要求和束缚如一张透明的网笼罩在学生周围。在客观实践中学生自身并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只是被动机械地接受,而即使有任何的反抗和不满,那张“透明的网”立即“箍紧”学生,使得他们只能继续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长此以往,学生们只能是这些社会角色的被动接受者,内心正常的成长发展诉求得不到充分地回应和满足,极易因过度角色化而导致种种青少年社会问题,“好学生”校园暴力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二)“过度角色化”与“好学生”校园暴力

过度角色化,是指社会角色对人的过度整合,主要表现在:角色意义的高度规定性与角色承担者的被动认同性和消极执行性矛盾地存在于个人身上并体现出来,而过度角色化带来的角色压力往往被完全忽视或者受重视程度不够,并且缺乏相应的疏解渠道,因此当角色意义得不到实现时往往会引起角色承担者过度的角色失败感,极易在不同程度上诱发角色承担者的越轨行为。

 

图:4.1

在“好学生”这一角色的标定和执行过程中,上述三个环节构成一个恶性链条,使“好学生”具有压抑性和单一性的角色意义,同时为其赋予了特权性和极富吸引力的角色特征,而这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好学生”参与校园暴力事件的有机动力系统(图4.1)。

 

1.向上的社会流动:“好学生”社会角色及其角色使命

“好学生”首先是“好孩子”,而在中国社会传统中,“好孩子”要顺从听话,应该无条件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然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中国社会“好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致力于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同时也是“好学生”的角色期待和角色使命。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读书渐渐被人们认为是改变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从“孩子”承担起“学生”角色起,家长老师就为他们制定了作为“好学生”的准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他们的目标就是“一举登科日”、“暮登天子堂”,在为什么读书、要怎样读书方面学生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自我思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曾经对一些在校大学生做过关于考大学行为的调查,作为重点大学的大学生,这些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同时也是昔日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在阐述主观经验的时候有一个共通之处:多年来做父母的“好孩子”是他们发奋读书的主要动机,他们中的绝大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要考大学、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对他们而言,考大学只是自己一直认同的、必须要完成的角色使命。[⑩]

2.高负荷的角色压力:“好学生”角色的压抑性

目前,应试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事业中仍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这同时也是学生社会化、完成角色过渡和转变的重要时期。由于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迫于升学的巨大压力,教育者和教育机构不约而同地把培养“应试能力”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核心,把分数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学生学习效果好坏的关键标准和主要依据,因此“高分数”成为“好学生”的一个重要标签。在学习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主要议题的同时,意味着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降级为次等地位,甚至直接一笔勾去,学生在其他方面的正常需求和发展愿望被视为“不务正业”、“叛逆”,唯有听从家长老师的安排才是正道,此时,完成角色化、满足社会期待和要求与在学业方面的“听话”画上了等号,成为“好学生”的另一重要标签。高期待和强竞争力成为“好学生”身上的沉重压力,角色的规定性使他们提前进入社会的竞争机制(学业竞争)并承担这些竞争所带来的负荷。

在访谈中几位老师和同学都流露出这样的期许和想法:“好学生”不仅要求“成绩优秀”而且要“力争上游”。据了解,本次访谈学校所在地的重点高中招收名额仅为全市考生总数的15%—20%左右,整个地区中考的升学率也不过60%左右。而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在教学质量、升学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重点高中每年高昂的择校费,使得“好学生”要满足父母老师的期待、完成自身的角色使命,就必须努力读书,力争较高的学习成绩来应对强大而激烈的竞争。

除了高负荷的学业竞争压力外,“好学生”还面临着在同辈群体中的人际交往压力。在大多数学生看来,仅仅有好的成绩还不能完全达到他们心中“好”的标准,他们的“榜样”、“模范”还需要具有“英雄气概”。被访问的一位学生告诉笔者,“他们(指其身边的同学,笔者注)一般看不上那些只会读书的同学,文武双全的人比较受欢迎,而且在同学中也比较有威信。”他们所谓的这个“武”,指的就是“武力”。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往往在学生间处于人际交往的边缘,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同辈群体,迎合该群体中关于“好学生”的“好”的要求,他们通常会采取一些“不寻常”的举动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赢得大家的赞同。

此外,大多数“好学生”一直处在学校奖励、老师表扬、父母宠爱的环境和舆论中,无形之中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会产生一种由于习惯而带来的紧张与恐惧,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良好表现,维护自己的榜样形象,他们只能自觉或者被动地将自身正常的心理生理诉求压抑下去甚至彻底清除,以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保驾护航。这样看似是给“好学生”以学习的动力,也给其他同学树立了榜样,但是这种环境和舆论却给“好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心中压抑的种种因素很容易一触即发,出现一系列老师家中始料不及的事件。正如访谈中几位老师提到的,“好学生”校园暴力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压抑了学生的天性”,“他们成为了考试的机器”,“而骨子里他们又正处于叛逆阶段”,这两种矛盾心理导致他们如“燃烧的油桶”,一旦有外界因素则自然“爆炸”。

3.片面强调角色的规定性:“好学生”角色的单一性

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为了达到家长和老师强制性规定的“好”的标准,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好学生”这一角色的被动接受者和执行者。而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中,人们往往过于强调作为学生这个角色的规定性,而忽视了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特别是处于青年期的青年所应当具有的特征;过于强调“服从”、“乖”、“上进”等学生角色的规定性,忽视了他同时作为青年的其他角色规定,因此“好学生”是一种单向度的人。

在访谈中,当提及“什么是好学生”时,老师们首先提到了“成绩好”,然后谈到“自我约束”、“听话”和“品德好”,鲜有人提及学生发展的其他方面,即使有也只是笼统的“全面发展”;在培养目标和对“好学生”的期许上,大部分老师都表示,希望学生能够顺利升入“上一级学校”。而同样的问题在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好学生”看来,回答则更趋向一致,他们普遍表示,好学生“学习成绩应该是比较好的”,如果能是“最好”就更好了;其次“要听老师的话”。在社会化、角色化的过程中,这些“好学生”很难顺利实现向“合格社会人”转化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容易丧失“自我”的真正意义。重角色化而轻社会化,由此造成一些“好学生”人格、心理等方面的正常发展障碍,诱发一系列“好孩子”暴力事件,出现了“过度角色化”的现象。

4.角色的标签效应:“好学生”角色的特权性和吸引力

“好学生”是一个社会角色,是一个外在的标签。社会和学校对其赋予了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成绩好、听话等,以及“一好百好”的推论或潜规则。一个学生个体如果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被赋予这个角色、贴上这个标签。对分数和成绩的片面追求使得学校、家庭对于拥有高分数的“好学生”在一些方面给予特权,对于他们一般性的“违纪”行为并没有相应的惩罚甚至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好学生”优秀的自身条件(如好成绩)和这一角色所带来的“特权”,在客观上为其在同辈群体中增强了威信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好学生”在同学之中拥有了话语权和振臂云呼的影响力。在这种光环的笼罩下,“好学生”的压抑和缺点往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随着时间的累积逐渐增多,又难以寻到合适的渠道派遣。所以,一旦在学习生活中出现了与这种社会期待及自我期待不符合的事情,比如偶尔考试成绩不佳、与同学的言语行动冲突等,这些“好学生”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角色失败感,内在积累的压力爆发,引发诸如校园暴力等种种青少年社会问题。在访谈中有的老师就提到,“好学生”在学习等各方面“拔尖”,在家里、学校都是备受宠爱,因此“他们不允许有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否则,他们也会“发泄一下,不许别人骑在自己头上”。

 

图:4.2

与此同时,这种外在标签久而久之会内化为被动的角色认同,使得学生个体自己也认同自己“好学生”的角色,因此也可以遵循“一好百好”的角色规则,认为即使参与了诸如校园暴力等“违纪”事件也是正当的,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同时正如前文所提,“好学生”面临着一定的

 

人际交往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与困境,他们通常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即用角色的特权和吸引力来维持或者换取更多的特权、更大的吸引力(图4.2)。在本次访谈中,访谈对象3告诉笔者,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参与的话,“会让别的同学看不起”,“以后在班级会很没有面子和地位”。当问及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时,他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告诉笔者,学校一般对于成绩好的学生“违纪”一般处理得不会太严重,平日里绝大多数“好学生”纪律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偶尔出现“好学生”犯错,学校也会“网开一面”。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说一个孩子是“好孩子”“好学生”的时候,大多数情况都是从社会角色意义上来说的,即这些学生多数是顺从父母意志的听话的“乖孩子”,是遵守纪律、成绩优秀的“优等生”。注重偏差值的学业竞争结果逐渐成了我们评价学生优劣好坏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而学生人格、心理等其他方面则被人们忽视。“好学生”往往是被高度角色化的人,被动地承担者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外部环境赋予这个角色的意义和标准。高分数、高期待与强竞争力等压力落在了“好学生”的肩上,他们成为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变迁、资源不足等因素而导致的社会问题的无奈承担者。迫于种种外在压力,“好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压制了自身的一些内在需求,演化成为一种内在压力,影响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所以在现实中一旦出现了与角色期待所不相符合的事情,“好学生”无法顺利实现自身的角色意义,很容易产生挫折感和失败感,从而引爆了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缺陷和不足,出现了“好学生”校园暴力等问题。

 

五、结语

“过度角色化”的“好学生”并不都会成为校园暴力的主角,也并非都会成为将来社会的“问题少年”、“问题青年”,但是由于“过度角色化”而导致的种种问题和后果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人格等各方面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那么在将来不得不面对的学习以外的更高层次的竞争和交往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和压力,而这些恐惧和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途径排解,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的“虐待行为”,校园暴力只是初见端倪。因此,“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需要我们从更多更深的层次去认真思考,让“好学生”真正成为“好”学生。

 

 

参考文献

[1]“好学生杀死好老师,湖北天门校园命案调查”,北方新闻网,http://edu.enorth.com.cn/system/2006/09/15/001411787.shtml,2006年9月15日

[2]“昔日‘优秀团员’,如今杀人放火,好学生蜕变谁之过”,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50/20/news144952050.shtml,2001年4月25日

[3]陈映芳.《在“人”与“社会角色”的统合中成长——对“好孩子”定义的历史考释》[J].《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4]肖蕾.《“好学生”过度角色化的反思与探索》[J].《教育与管理(理论版)》.2006年第19期

[5]新馨.《校园暴力》[J].《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6]黄行福.《校园暴力:危害学校教育的毒瘤》[J].《思想•理论•教育》.2004年第Z1期

[7]朱作鑫.《校园暴力之概念、现状及防治对策》[J].《广西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8]宋雁慧.《北京市初中校园暴力现状和处理方式调查》[J].《中国教师》.2007年第11期

[9]陈映芳.《对“好孩子”“好学生”过度角色化的思考》[J].《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5期

[10]杜立.《直面青春的弯道——关于中学生违法犯罪问题》[M].北京: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11]陈映芳.《关于青年社会学中导入角色理论的理论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张宁波)


[①]“好学生杀死好老师,湖北天门校园命案调查”,北方网新闻http://edu.enorth.com.cn/system/2006/09/15/001411787.shtml,2006年9月15日。

[②] “昔日"优秀团员" 如今杀人放火 好学生蜕变谁之过”,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50/20/news144952050.shtml,2001年4月25日。

[③] 陈映芳:《在“人”与“社会角色”的统合中成长——对“好孩子”定义的历史考释》,载《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肖蕾:《“好学生”过度角色化的反思与探索》,载《教育与管理(理论版)》,2006年,第19期。

[⑤] 新馨:《校园暴力》,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⑥] 黄行福:《校园暴力:危害学校教育的毒瘤》,载《思想·理论·教育》,2004年,第Z1期。

[⑦] 朱作鑫:《校园暴力之概念、现状及防治对策》,载《广西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⑧] 宋雁慧:《北京市初中校园暴力现状和处理方式调查》,载《中国教师》,2007年,第11期。

[⑨] 陈映芳:《对“好学生”“好孩子”过度角色化的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5期。

[⑩] 陈映芳:《在“人”与“社会角色”的统合中成长——对“好孩子”定义的历史考释》,载《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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