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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著第一期——优秀毕业论文(二)
发表日期:2013-06-26 作者: 编辑: 出处:

中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与人大代表选举

刘亚琼

(青少年工作系 2006级本科生)

【内容提要】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一个交叉研究。用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可以阐释在选举活动中人们的心理活动,并且对“政治冷漠”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可能第一次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体验。这个初体验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意识,以及在未来的政治参与中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

【关键字】政治效能感  政治选举  大学生  政治无效感

大学生步入成年,拥有了投票权,在大学校园中可能会第一次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大学生对人大代表投票活动的参与,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可忽视。虽然仅能够参加比较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但是受此影响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社会化情况,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直接体验会不断泛化,大学生可能会把这个体验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未来的政治参与中,以此为参考做出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大学生政治效能感和人大代表选举的现状

(一)政治效能感及其来源

1.政治效能感的定义

班杜拉把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要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概念,不同的学者对这个概念的表述不一。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运用过“公民能力感”这个概念,认为只有当官员采取了官员们原本并未考虑采取的行动时,一个公民团体才可以被看成是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以及是决策中的参与者。如果一个人能够施加这样的影响,我们将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有能力的;或者,他相信自己能够施加这种影响,他将在主观上是有能力的。[①]

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运用过“政治自信心”这个概念,并做出如下阐述:在美国,一个人的收入、社会地位、政治经历,尤其是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自信心就越增强。一个人的个性与政治自信心也有某种关系。对一个人影响政策能力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可能是同更深层的个性因素相关联。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可能避开政治,这样就会减少其有所作为的机会,进一步又降低了信心。[②]

日本学者蒲岛郁夫运用过“政治有力感”这个定义,并且认为政治有力感对选举没有影响。但是罗伯特·达尔的政治自信心与蒲岛郁夫的政治有力感并不是一个概念。对政治有力感的调查仅有两个问题,就是选举结果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③]。然而,达尔对于“人们认为自己的作为无足轻重,因为无论如何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的理解,包括多个方面:是否有对个人能有所作为的信心;把选举视为完全一面倒还是势均力敌的事情;自己的意见会不会被官员们理睬;一个人的个性是否乐观,对一个人影响政策能力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蒲岛郁夫把“即使是无风险选举也去投票”归入了政治参与代价感,把“支持的政党和互选人没有获胜希望时,即便投票也无效”归入了政治义务感。这就是把达尔的政治效能感中间的“认为自己的投票不能改变结果”剥离了出来。所以,他们二人论述的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本文选用的定义,综合罗伯特·达尔和蒲岛郁夫的观点。支持政治效能感有比较广泛的含义,但是把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义务感做出区分,二者并不包含。如果一个人因为感觉自己可以影响政治而投票,是政治效能感高的结果;但是,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也选择坚持做,很可能是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结果。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既包括对自己能力的主观认识,也包括对环境是否应答的认识。

2.政治效能感的来源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其著作《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中,认为关于个体效能的自身知识基于四个主要的信息源:行为成就;观察他人行为表现的替代性经验;说明个体拥有一定能力的语言说服和各类社会性影响的综合;人们评判自身能力、力量、对机能不良的脆弱性时一定参照作用的生理状态。[④]

把班杜拉的理论运用到政治方面,可以认为影响政治效能感形成的因素主要有:

(1)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

这是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最大的信息。一般来说,成功经验会提高效能评估;反复的失败会降低效能评估。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第一次拥有选举权,在大学校园中的对区人大代表的投票体验,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直接的影响。以往对政治民主的了解都停留在书本、课堂和家庭教育之中,但是这些间接了解而来的初步印象并不稳定。如果亲身体验后产生的感觉与印象相符合,会将原本的印象强化。但是,如果体验与以往印象是矛盾的,则容易使人怀疑甚至推翻过去的印象。

高中政治课本讲授的是,中国的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大学生在第一次参与人民代表选举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则很有可能对过去书本上学习来的知识产生怀疑,从而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但是,在行为表现和能力知觉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归因方式也会直接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形成。班杜拉认为,如果把成功经验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就不会增强效能感,把失败归因于内部的可控的因素就不一定会降低效能感。

我认为,大学生参与政治选举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直接经验,是对过去的替代经验和言语说服的检验,对政治意识、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改变,对政治社会化的进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替代经验。

看到或者想象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的成功,可以使观察者提高政治效能感。观察者与榜样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是孩子的榜样,父母对政治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父母政治参与是否成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政治效能感。在学校中,同学们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学生们之间经常会同相影响和比较,如果身边的人在投票后都认为是意义不大的事情,观察者的政治效能感有可能随之下降。

但是,一致性不同的情况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班杜拉认为,觉得自己的能力超出了失败了的榜样的观察者,尽管榜样反复体验到失败,仍然维持一种高的自我效能感。相反,当观察者认为自己与榜样具有类似的能力时,榜样的失败对他们的效能自我评价,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⑤]这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人面对相同的体验,很有可能认识不同。政治效能感低的人,在普遍的不良体验后,更有可能失望和冷漠。政治效能感高的人,则有可能重新尝试,或者试图改变外在环境。

(3)言语说服。

班杜拉认为,言语说服被广泛地用来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想要获取的成功。说服性效能是否有效,必须根据劝说者是谁、他们的信誉以及他们对活动性质的了解情况来权衡。

如果抬高的评价不超出现实性范围的话,将有助于成功的取得。但是,将个人能力的信念提高到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只能导致失败,这种失败会进一步损害被说服者的自我效能感。而且,那些经常与被告知的能力发生冲突的个人经验中,会衍生出一种怀疑。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行动者就不再相信说服者的任何说教。

我想,这一点对社会的信仰缺失,和部分大学生对政治宣传的说教的抵触情绪,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参与和民主的教育,可以使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同学更多的关心政治选举,并且相信自己的参与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我国民主的完善程度,而大学生在亲身体验中产生了与之相悖的认识的话,大学生很可能对以后的政治宣传产生抵触情绪。他们很有可能会把这次体验的感受,推广到日后的生活中,产生不信任。

(4)生理状态。

班杜拉认为,由心境导致偏差的回忆,对自我效能的评价也会产生影响。如果悲伤的心境易于唤起人们对过去失败的思考,效能的自我知觉将降低。但各种信息本身都并不具有启迪作用,只有通过认知评价,才变得具有指导意义。如果以前的自我知觉已经被改变,那么近期的自我知觉与从前的相比,更能代表与当前行为的关系。[⑥]生理状况这一条来源,我认为在大学生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二)中国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现状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受到过较高的教育,第一次拥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权。大学生政治参与程度较为广泛,但对政治活动的关注度和主动性尚存不足。

在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对高校学生的组织是相对容易的。大学生第一次有了人生中的投票权,有的怀有好奇的心理想尝试,有的是因为班级的从众心理,有的是为了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很多人都会去参加投票。

但是,投票前大学生对候选人的信息了解较少。尤其对大一刚刚入学的同学们来说,就连参选的学校领导他们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其他候选人的信息。他们多数是在不明白和盲目之中,结束了这一次政治权利的使用,失望或者冷漠随之产生。高年级的同学对候选人的了解也相当有限,在公布的履历资料中,选民们经常无法判断他们是否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投票后大学生对选举产生结果的关注程度更低。很多同学从投票到毕业都不知道,选举出的人大代表是哪几位,也不知道自己的投票到底是否发挥了作用。

大学时期,是很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定型的时期。第一次的投票体验,会让大学生们对民主政治有最直观的理解,也会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作出判断,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以后对政治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另外,大学生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体验和政治效能感的变化,还会有泛化的作用。不良的体验,不仅会对政治投票失望或冷漠,也有可能会泛化到其他的领域,如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不信任等。

二、大学生政治效能感与投票的双向互动

这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可以用投票时间点作区分。在初次投票之前,他人的经验和说服教育会使学生有初步的政治效能感,这会影响到他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但是,实践的作用是更为基础的。在投票的过程中和投票之后,投票的亲身经历会影响到政治效能感,这也是对初步认识的检验,从而建立新的政治效能感。新的政治效能感又会影响到以后的行为。

(一)政治效能感会影响政治投票

政治效能感不同的同学,在政治投票的参与度和积极程度上是不同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政治效能感高的人,对政治更加关心,更倾向于参与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结局,并且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重要的人,更加可能介入政治。[⑦]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问卷和访谈,认为与主观能力低的公民相比,自信的公民,更有可能是积极的公民。他们关注政治,讨论政治,成为一个更积极的党人。他也更有可能对其他参与者的角色感到满意。自信的公民,更有可能表示支持与民主相联系的价值观念。他更有可能相信竞选运动是必要的,以及普通人有义务参与其地方社会的事物。[⑧]

但是,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更倾向于,不是说政治效能感高的人一定比政治效能感低的人更多的参与政治。因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能够得到的报酬,要付出的代价感,当前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否有真正的选择权等等,都会影响到政治投票。而政治效能感只是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政治效能感高的人不一定会积极地去投票,投票者的政治效能感也不一定高。

(二)政治投票体验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在参加人大代表投票后,许多学生会有不良的体验,但是通过对十五个同学的访谈,我发现这个体验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影响不一样。

1.认为行为无价值的学生

有一类学生觉得政治选举对自己的意义不大,因此他们不会对不良体验产生出失望的情绪,只是继续或者强化冷漠。

三号被访人说:“我高中时就觉得选人大代表不关自己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去投票时,是听别人的意见选的人,但是也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爽,想快点投票结束就可以走了。”十四号被访人说:“我去投票是因为全班同学都去。我没有觉得投票有什么价值,以前这么觉得,现在还是。因为我觉得和我自己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又不了解被选人,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当问及是否失望时,十四号被访人说:“我没有什么不爽的感觉。有希望才有失望,我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什么。”

这类学生相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参与选举投票的行为是没有价值的,并且也不期望有什么价值。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们可能会放弃投票或者从众地参加投票后。不满意的经验不会导致失望,但是会强化冷漠。他们有的还没有认识到民主政治的意义,通过教育学习可以增加他们对政治的关注。

2.认为行为有价值的学生

这类学生通常认为政治选举是有意义的,与普通人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在这类人中对政治投票的不良体验会有不同的归因,这个归因会直接关系他们的心态和行为。

(1)向内归因: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准备不足

在人大代表投票中,体会到不良体验并且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制度通常不会有抱怨,对自己也不一定会产生失望的情绪。

面对在自己不熟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这种情况,如果选举人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他可能会觉得选举是有意义的,但是自己本来就可以不在选举中有所作为,为自己随意性的投票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类人通常不会对自己失望。

但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则可能会对自己准备的不足或者能力的不足产生失望的情绪。他们可能会通过学习和提高关注度来增加自己的能力和准备,在下次选举中争取做得更好。二号被访者说:“我去投票时,是选择了自己看到顺眼的名字。但是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投票不知道应该怎样好好行使自己的权利,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高中课本上。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要进行选举了,大家可以提前看看候选人的资料,可能我会知道该如何重视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利。所以,下次我去参加选举前会提前查查资料。”

(2)向外归因:外部环境不应答

如果把投票失败的感觉归因于外部的环境不应答,政治效能感低的同学会冷漠而沉闷。政治效能感高的同学会有愤恨的体验,并且试图去改变,这样可能转化为集体努力。把选人大代表时的不良体验向外归因并且政治效能感低的同学,他们往往可以发现选举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看到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会有不满的情绪,但是他们停留在批评层面比较多,不认为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寻求改变。所以,这类人常常会抱怨民主是一个形式,或者政治效能感降低,转而对政治冷漠,对政治选举没有热情。

十号被访者说:“我在没有参加选举之前,觉得选举比较神秘,自己也想要这个选举权。在我的想象中投票会先有人演讲,然后大家投票。可是投票后我觉得,我们与被选人是隔绝的。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参选,选上后会怎么样。我不习惯这样的选举。以后可能不会再参加选举了,因为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七号被访者说:“我觉得大学生并非真的冷漠,也许是结果不好就有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有的人说,不让我充分了解候选人就投票,我还不想投票呢,大不了不去了。但是他心里不见得这么想,也许还挺想去的。”

但是,政治效能感高的学生往往会有行动上的尝试。

七号被访者说:“也许投票的结果会不公正,自己一票作用也很小。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因此随意投票,正会促成不公正结果的实现。为什么要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呢?我们应该选我自己心中认为合适的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是真正最好的,我看到的资料也只是他们想让我看到的东西,并不全面,也不见得都真实,但是我做了自己心中认为正确的事情。”

六号访者说:“我认为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电视选举可能是在台下练习好,上台作秀的,结果并不公正。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进步的,所以我会积极参与。”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还容易产生想改变外界的行动,比如向有关部门提意见、向社会呼吁等各种方式。

可以看出,对不良的投票经验有失望情绪的,往往是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政治,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的人。这些大学生认为政治选举是有意义的,也希望自己可以积极参与其中,享受民主政治的权利,发挥一些作用。在这个人群中,对自身的政治能力充满信心的人,更倾向于采取实际的行动,改变社会。抗议社会不公或者制度不完善的成员与不热心参加政治的人相比,一般更有可能受过好的教育,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认为自己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能力。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是大学生而不是非常贫困的社会成员,更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先锋。

班杜拉认为,当个体效能加上政治上的不满、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完成社会变革的合法途径被认为是无效的时候,采取激进行动的可能性最大。

三、政治自我无效感和政治集体无效感

大学生面对不满的经验可能有三种做法:冷漠不在乎、抱怨指责和积极寻求改变。为什么在人大代表选举问题上,现在的大学生普遍选择了冷漠和抱怨,而不是有所作为呢?各种原因导致的政治自我无效感和政治集体无效感是一个原因。

(一)政治自我无效感

政治自我无效感是政治领域的无效感,即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治。本文中具体指,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人大代表的选举。

在上文的论述中,区分了两种政治无效感的不同来源。一种是,人们向内归因,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当人们相当怀疑自己影响政治的能力时,他们有可能会放弃尝试,选择不去投票或者由于从众心理去随意投票。另一种是,人们向外归因,他们也许确信他们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预计到社会情境会不作反应,自己的努力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也会放弃尝试或者随便投一票。

因此,解决这两种无效的方法是不同的。为了改变以效能为基础的无效,即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人,需要发展能力,形成强烈的政治效能感。为了改变以结果为基础的无效,即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结果的人,需要改变社会环境,以便人们能从他们已经拥有的能力中获益或者获得满足。

(二)政治集体无效感

政治集体无效感是指,政治领域的集体无效认知。高政治效能感和环境不应答相结合的条件,倾向于使人产生愤恨、抗议和试图改变社会习俗的集体努力。过去很多的学生运动都与之相关。但是,目前大学生的集体行动是很少的。通过班杜拉的理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削弱集体效能发展的因素。

1.代价感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当人们遇到的障碍越大,就越不大会介入政治。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政治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物,如果有出格的行为会有严重的后果。尤其想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或者操作方式阻力很大。改变外在环境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可能会遭到惩罚。但是,政治的进步收益却是每个人的,不管是否付出过,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收益又很小,很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利益。

大学生这个群体受到过相对较高的教育,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群体。他们前途还不确定,需要不断深造或者就业。所以他们在经过衡量,可能把时间精力花在更有收益的事情上。

2.共同目标和努力难以汇集和保持

在政治选举中,不同大学生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往往不一致,难以建立共同的目标,汇集起服务于共同目标的努力也存在着困难。

大学生的意见要得到上层的重视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即使期望的改革被官方采纳,在贯彻这些改革措施时,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会存在着政策得不到落实或者受到合法挑战的情况。尽管目标可能终会实现,但是在行动和不显著的结果之间长期的拖延,使得许多追随者失望。大学生本科只有四到五年的时间,到大三的时候就面临着就业或者升学的压力,步入社会后很多观念也许都会改变。在集体努力的效果不显著的时候,集体效能感很难发展和维持。

集体无效感所产生的内部阻力很大,有的同学觉得不可能成功而不再努力,或者有的同学会为代价感而犹豫不决。这种阻力与外部的阻碍相比,他们更容易使人沮丧,对行为更具有削弱作用。

3.官僚机构的钝化作用

集体行为通常都会有组织,组织中的官僚层级很有可能阻止个人能力的发挥,有的时候对各个方面的详细考虑也有可能会阻止社会行为。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个体,也发现他们的努力被复杂的组织机制所钝化。在复杂的组织机制中,每个人的责任可能分散和模糊。

在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情之下,集体效能的实现更加困难。所以,许多有能力

 

的人可能会放弃在政治选举方面的努力,转移兴趣点,去参加其他的活动。

五、结论

根据班杜拉等人的理论和一些访谈,可以对大学生政治效能感与人大代表选举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预测。大学生阶段可能第一次拥有投票权,这次的体验比他人的间接经验和社会的说教更加强烈,可能会成为对过去的政治意识的检验。大学阶段所形成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对人的一生都会有影响。虽然只是参与了基层人大代表的投票,这种对人大选举的初步认识很可能会泛化,从而影响一个人对以后政治参与的判断。由此我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政治效能感与选举是双向影响的

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其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度和投入程度。政治效能高的同学更倾向于关注选举并参与投票。同样,选举参与活动的效果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

第二,不良选举体验对不同类型学生有不同影响

很多同学都存在着对区人大代表选举的不良体验,而这种体验对不同类型的同学影响不一样。觉得参与选举意义不大的同学,不会产生失望的情绪,他们倾向于冷漠,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始终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认为选举有意义有价值并且把不良体验向内归因的同学中,自我要求高的人会失望,他们可能会通过学习或者提高关注度来弥补不足;而自我要求低的人不会产生很失望的情绪。认为选举有意义并且把不良体验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同学中,政治效能感低的同学倾向于冷漠和沉闷,他们往往可以发现体制或者操作中的问题,但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可能会转向政治冷漠。政治效能感高的同学会产生愤懑的情绪,并且试图通过自己活着集体的努力,改变外界的不利环境。如果努力失败,可能会放弃改变政治选举中问题的行动,在别的领域从事活动;也有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第三,大学生面对不良选举体验有三种不同行为

大学生面对不满的经验可能有三种做法:冷漠不在乎、抱怨指责和积极寻求改变。但是在政治选举问题上,现在的大学生普遍选择了冷漠和抱怨,而不是有所作为。这并不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对政治选举的一切都满意,而是因为存在着强大的阻止集体效能感起作用的因素:代价感、共同目标和努力难以汇集和保持和官僚机构的钝化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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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日]蒲岛郁夫著.解莉莉译.《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马殿君,阎华江,郑孝华,黄素娟.《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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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平 李国青.《论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机制及其培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尹章邦)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著,马殿君,阎华江,郑孝华,黄素娟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②] [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至第137页。

[③] [日]蒲岛郁夫著,解莉莉译:《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④] [美]A·班杜拉著,林颖,王小明,胡谊,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3页至第566页。

[⑤] [美]A·班杜拉著,林颖,王小明,胡谊,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4页。

[⑥] [美]A·班杜拉著,林颖,王小明,胡谊,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⑦] [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至第137页。

[⑧]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马殿君,阎华江,郑孝华,黄素娟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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